“也许将来电影的艺术语言和表达方式与现在不一样，但不要忘了这些历史，无论用多么现代的表达语言，最后还要回到人物和故事。我们应该时时回到这样的地方，去补充自己、提醒自己，这也是缅怀和纪念的意义。”佟瑞欣说。

二是深挖电影市场潜力，贴近观众需求和消费习惯，探索预约放映、分线发行等创新模式，提供“菜单式”“定制化”放映，形成对首轮放映和影院非黄金时段经营的有效补充，拓展增量市场。

“每一个电影还没公映的时候，都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，我始终保持这样的感觉。毕竟我拍了那么多年的电影，现在也不是一个年轻人，对事情的反应会比年轻的时候少一点。尤其现在世界变得太快了，你真的很难把握每一个事情，所以你能做的就是觉得应该做的，你就去做，你喜欢做的，你尽量去做。”

比如：用假死的方式在敌人眼皮底下救出男主，这样的救人桥段放在任何严肃剧中，都让人不信，何况还是在戒备森严的日寇间谍老巢里用这种方式救人，难道日寇的特工都是抗战神剧里大傻帽吗？除此之外，我党潜伏在敌营内部的女医生，身边总有一位男军官在纠缠不清，也让人更不可信。难道绝顶聪明的特工们跟臭流氓似的不务正业吗？由此可见，这些剧情桥段设计，就是奔着“神剧”套路设计的。

人人都爱少年时，有一位诗人因诗歌主张“少年”备受后人赞誉，他就是世称“随园先生”的清朝诗人袁枚。袁枚倡导“性灵说”，认为诗文创作应该抒写性灵，在《湖上杂诗》一诗中，他精准把握二月的气质，通过刻画唯美春景和踏青闲情，展示自己对青春的渴望，让人情不自禁地体味到青春的可爱。一句“老夫心与游人异，不羡神仙羡少年”成为不少人最真实的心声和写照。莫华伦与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的小朋友们结合诗词内容，在一唱一和中带来一首洋溢着少年气息的青春之歌，深深感染到现场观众。

前后两场戏都极为荒诞。稍微了解一点“星战”背景故事的观众都明白，丁·贾林、反抗军和暴风兵这三者间的关系。所谓的同盟在此处变得荒诞，因为丁·贾林杀害了反抗军；而所谓的宿敌也变得黑色，因为暴风兵无意间拯救了丁·贾林。可一旦形势发生变化，这些不同势力之间的敌对/同盟关系又会发生转变。这种对于身份的思考，更体现在丁·贾林对于曼达洛人信仰的反思。